(来源: 新西兰镜报 授权)

    “The Good Women of China”（中国的好女人们）和“Sky Burial”（天葬）这两本书把一个个真实的中国妇女的故事告诉了世界，在全球引起轰动。
    当世界上不同语言、不同国家的女人们和男人们都在被她的文章所打动、因她的著作而陷入深思时，她的作品却在中国招来恶评，说她像张艺谋的《大红灯笼高高挂》那样，以揭露中国女性的阴暗面来讨好世界的读者。
    带着这些疑问，《新西兰镜报》采访了专程前来新西兰推荐新书的世界著名华人女作家欣然，请她亲自为我们解开谜团。

    欣然1958年出生在中国北京的一个军人家庭，在中国的洛阳外语学院学习和工作了12年，曾在中国的广播电台工作了近10年，主持过各类节目，采访了数以千计的中国女性。1997年起旅居英国，1998年动笔创作。

镜报记者：我浏览了一下关于你的报道，似乎英文世界对你很了解，而华人世界似乎对你很陌生。你能否为我们的读者介绍一下你自己？
欣然：我是在50年代末在北京出生的，在北京居住了很长时间。由于当时国家的历史环境，并且父母又是在军队工作，因此生活并不是很固定，辗转于父母双方的居住地：北京和南京。
    我的爷爷曾经在英国的通用电器公司工作过35年，他是远东地区的总经理。我的外公曾是苏浙的民族工业联盟主席。那个时候苏、浙、皖是中国国内船业比较重要的据点。因为他们这样的背景，文革一开始我的父母就很快被抓走了。我还记得我的父亲被抓走时的情景，当时我倒并不为他伤心，他在我的印象中就像个叔叔，我最伤心我的玩具娃娃，因为我的娃娃和我呆的时间比我的父母长，可红卫兵来的时候就仍到火里烧掉了，当时我7岁。
    后来我就在军队的学校上学，我们一共有14个孩子一起上学，父母都被红卫兵带走了。这一段经历很痛，所以我不想多谈，如果有读者感兴趣可以去读最近出版的两本书：冯骥才的《一百个人的十年经历》和张伯军的女儿张伊和写的《往事并不如焉》，这些书里许多人的经历和我很像，都是描述中国高层老干部的家庭在文革中的经历。
    当我的书出版的时候，有很多人骂我，说我在编故事。其实，当我开始采访的时候，我也不相信这些事情，我也以为是在编故事。我和我的父母也没有打开过这个话题。我还记得很清楚，文革刚开始，我用血字写了一张纸给我爸爸，要他老实交代。那时我特别小，我就相信了红卫兵告诉我的一切，以为我爸爸处处喝着人民的血。然后我被打骂了很多年以后，我才发现这一切不是真的，我才意识到父母一定有很多很多冤屈。但这些事都太难去讨论，去解释了，所以我和我的父母始终没有讨论这一话题。就好像二次世界大战后，在很多图书馆和书店，你很难找到讨论日本和德国女性从1945年到1956年是怎么渡过的，他们怎么带大新一代的，他们怎么样回答孩子们的问题，等等。你找不到这样的书。因为他们觉得一切都太难了，不愿意再提起。
    但由此也出现了一个问题，很多年轻人都对这一段历史无知，他们甚至不相信这一切。我收到很多来信，有一封信说，我妈妈是教授专家，我爸爸是大老板，我不相信他们会在文革中傻傻地挥动着《毛主席语录》跟着毛。我对他的回答很简单，一要全面地看历史，二就是要在历史的背景下去看历史；你不可以用今天的社会环境去想像历史和定义历史，这些都是错的；第三，我说你必需理解你的母亲，她想做一个好母亲，好妻子，她才会去那样做，那是生与死的抉择，你的父亲也一样。那时候如果你站起来反抗就是死，当时人们的头脑已经被宗教化了，已经是一种信仰了。
镜报记者：你认为在青年中产生的这种无知是如何造成的，是社会行为还是父母的原因，还是因为大家都不愿意把这一层伤口剥开？
XINRAN：我很高兴你问这个问题。我觉得都有，其实教育是三个部分：第一教育来自于家庭、第二来自于学校、第三也是一个人一生的教育，来自于社会。可是目前国内在这些问题上，有一个共同问题：我们很难回答孩子们的疑问。“二次世界大战，这么多的杀人犯，有没有我父亲？”“中国文化大革命中这么多人，做了这么残忍的事，其中有没有我的亲人？”做父母的很难回答这些问题，社会也很难回答这些问题。在学校目前还没有谈，历史课本中也没有谈，但社会上已经比过去好多了，至少承认当时是一种混乱状态。各类作品也多了，但问题是这些作品都在表达一个很血腥的事实，但没有表现在这样的劫难中的人的情感，而这是我最想谈的。当我们和世界交流时，其实发生在中国的各类事件，在世界各地都有发生过，法国革命，西班牙革命，美国也发生过，中国不是唯一，也不是落后。这些革命都不是中国的发明创造，只是我们在一个时间落差上。西方是用经历了历史的今天来看我们正在风雨中的东西，用这样的角度来评价我们，这是不对的。

镜报记者：风雨之后是彩虹，你认为社会为什么不把这块伤疤揭开，这样可能会恢复得更快更好，并会引以为戒，不再犯同样的错误。
欣然：我认为还是人们知识的贫乏所造成的，人们还不够自信。在我们的教育中还是处于一种残缺状。我们在一些方面是出类拔萃的，有些方面我们仍然处于很原始的状态。就像我自己，我走遍了世界，几十个国家，五十多个城市，在很多大学演讲。但是你知道吗？只要厨房的声音一响，我先生一做饭，我儿子一肚子饿，我就坐不住了。其实我并没有解放我自己，我读了那么多书，我采访过那么多人，可是我自己仍然在被中国传统的东西所束缚着。我觉得很多中国人在心态上也是这样的。很多东西我们没有足够的勇气和知识去解决。我们认为我们打开了就是看到了，其实是不对的。
    目前，我们在信息上的传播是单向的，我们总是试图给别人最好的，但不考虑别人是否能够接受。我在大学讲课时也经常谈到，这是一个母亲和婴儿的过程。任何一个文化现象，历史和今天，两种文化、两个国家、两种人都有这种现象。有知和无知者在一起，有时是有知跟着无知，而并不是无知跟着有知。孩子不会听妈妈去谈哲学的，是妈妈根据孩子的哭去猜测宝宝是饿了？渴了？然后给小宝宝一定的反应，交流是这么开始的。可是当我们成人之后，当我们认为我们懂了这个社会之后，我们忘记了这一点最基本的东西。我们试图给别人最好的，但对于一个跟你的历史、文化和背景不同的人来讲，他是无法接受你的这些东西的。
    这次我在澳洲碰到了中央电视台“东方之子”的一个编辑，她旁听了我的一个演讲，事后她问我，你能不能和我到中国去谈这个话题，我说我可以，我也很想谈这个。刚才，就在之前The Press知名记者就和我说，他的父亲曾经在英国驻中国的军队中服务过，所以他对中国比一般的老外要了解。他去中国采访，他说他想吃北京烤鸭，但当时我们北京的一些政府官员，不知道是为了尊重他还是什么原因，说要带他去北京最好的西餐馆吃饭，结果居然带他去了麦当劳。他说这是我不允许我孩子吃的东西，可他们当成最好的给我了。他对我说，欣然，这就是你所说的交流中的误解和误差。

镜报记者：在2002年，是什么原因让你把这么多的采访故事一个个地串连起来，编辑成书，呈现给世界？
XINRAN：实际上我从来没想过，因为我已经习惯了这些东西不能说，在国内做电台的时候这是纪律。而且出国以后有强烈的感情，我爱中国，我不想说中国不好。直到有一天，当我在伦敦大学教书时，有一个意大利学生拿了一本历史书和我说，历史书上清清楚楚地写着，中国女性缺少情感细胞，心理上缺少，然后书里举了好多好多例子来说明她们无情、无味、无欲。其中说许多中国女人到了西方以后苦学十年，丈夫孩子都不要，无性无欲，无色无味，也没有性伙伴，她们在生理上没有需求。她们的穿着总是一样的，从来不换内衣，只吃方便面。我当时看了这段解释以后，我就凝固在那里了，那种气，那种怨都冲上我的心。我后来就和这个意大利学生说，我一定会写一本书，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中国女人真实的感情。当时那个意大利学生吓了一大跳，急忙说老师我不是想气你。我听到后也没说什么，掉头就走了。然后我就像疯了似的在大学，在书店，在好多地方写这篇文章。当时就是一种激动，我觉得中国女性怀揣着中国的家庭、中国的历史从沙漠中走过来，然后她们试图在沙漠中浇灌这样的爱、情感、对生活的希望，这不是件容易的事情，这就是为什么我给书起的名字就叫“中国的好女人”。
    这本书出版以后翻译成30多种文字，在50多个国家出版，在28个国家进入畅销书排行榜，而且在有些国家高居排行榜几十个星期。我得到的反馈是，很多人从原来不尊重中国人变为尊重中国人，从不理解中国人到理解中国人，理解中国人为什么这么率性、大声讲话、不笑、不让路，他们现在意识到了我们来自于这样一个荒漠的过去。我们刚刚得到，我们还在欢呼、激动和饥渴中。所以真的有很多人给我来信说，请原谅我们的无知，我们能做些什么事情吗？这也就是为什么英国《卫报》聘请我做终生专栏作家，他们读这些故事觉得很感动。
    可是很遗憾的是，我们一些中国朋友却觉得是丢脸的，败坏中国形象了。其实根本不是，你可以很容易在西方国家听到去过中国的老外谈到的都是中国的落后现象。如果我们说没有，从来没有，那是掩耳盗铃。所以我们应该很自然地告诉别人我们有，但是你们也有。但去说明这些你需要有知识。我有这样的知识，因为我读了大量的书籍，接触了许多各种阶层的人，我知道你们有比我们更落后的东西和习惯。有一天一个西方记者告诉我，我们西方人看中国是“Window Shopping”是在走马观花地逛街，所以既然是“Window Shopping”如果你把这个每个橱窗里都装得满满的，并告诉我们那是最好的，我们根本就不相信，那是仓库。
    有中国学生和我说，我们不相信你书里面写的中国有这样落后的农村，我说这你不要问我，你去问你的父母。然后100%的学生回E-mail和我说，哦，我父母说对，有这样的农村，这没什么。我就问他们，那他们知道你为什么不知道呢？因为你的父母把你带大，他们没有告诉你他们的故事。所以这种交流和沟通是我们现在的大问题。我们总是试图给孩子那种所谓的完美形象，但是我们这个完美形象是一种无知无味。

镜报记者：是什么让你想在第二本书《天葬》里把这位西藏女性单独作为一个故事，写了一本书？
欣然：其实第一本书我写了三十个故事，但我写了以后觉得太累了，太痛了，自己都受不了。一边哭着一边写着，因为这些都是真实的人物。所以我就切了一半，只选用了15个故事。《天葬》的故事原来是在第一本书中的，但这个故事一直给我很深的感触，在精神上改变了我自己。我一直是很情感性的，从来不相信信仰。我第一次去西藏是跟着部队一起去的，去做调研；第二次去就是因为她，因为她给我讲的故事，我简直不相信那是真的，我当时觉得她疯了，她傻了。但我后来发现，我在做节目的时候用了她的很多话。所以我发现有什么东西在影响我，所以我想去搞清楚，这是真的还是假的。
    广义上的西藏很大，她是在青海那一带的，我好容易找到了一个机会和一个调研组一起又去了西藏。他们把我到了一个家庭，有4个兄弟和1个女人，开始我们只以为其中一对是夫妇，但后来我们发现其他的三个兄弟也都是这个女人的丈夫。他们开始不告诉我们，但你可以看出来，因为孩子们都叫他们爸爸。在北部的藏民是很原始的，他们是游牧民族。
    我故事里的这个主人公发生的故事是58、59年，正好是我出生的那一段。我的父母从来不和我讲那一段的故事，所以她也就成为了我探索那一时期西藏女性的故事的原因。

镜报记者：谢谢你接受《新西兰镜报》的专访，希望看到你更多的作品问世，把你删掉的那些故事，以及其它令人感动的故事讲给我们听。

    华人女作家欣然用真诚、写实的写作方式为世界提供了一个了解中国人，特别是中国女人的机会，那一系列不同社会背景、不同遭遇的女性的故事，令全球读者惊讶、感动。在中国有象卫慧那样的所谓新新人类，不顾一切地追求西化，追求各方面的解放，但也有很多女人，仍象五百年前一样生活，为她们的子女和家庭牺牲着自己。欣然的书想让人们学会尊重这个古老女人的现象，而不是指责她们的无知和乏味。“过去是我们今天的根，不了解根，你就无法正确地判断今天，你也很难真正地尊重你那‘过时’了的上一代们。我们需要一个被尊重的历史。”这是欣然想要告诉读者的心里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