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物只要不患疾病，食物充足，就会快乐满足。人也应该如此；然而现实并非这样，至少在大多数情况下并非这样。假如你是不幸的，你或许就会承认，自己在这一方面并不是个例外。假如你是幸福的，请自问一下，你的朋友中有几个是幸福的。当你对自己的朋友作了一番评论之后，你就应该学会察言观色之术，使自己更善于感受日常生活中所遇到的人们的各种情绪。布莱克说：

　　我见过的一张张脸孔，斑斑懦弱，点点愁怨。

　　虽然不幸的形式多种多样，但你却不难发现，它无处不在。上班时间广立繁忙街头，周末闲暇盘桓通行大道，或者良宵时光留连于歌堂舞厅，这时，请把自我从灵魂处放空，让周围的陌生人的性情—一占据你的视野。你将会发现，这些不同的群体都有着各自的烦恼。在赶着上班的人流里，你会看到焦躁不安。过度紧张、消化不良，那种除了生存斗争以外对一切缺乏兴趣的态度，对游戏娱乐兴味索然，以及对人类同伴的冷漠无情。在周末的通行大道上，你会看到男男女女，轻松悠闲；那些很有钱的人，则致力于追逐快活享乐。这种追逐完全以同样的速度开始，像长长的车队缓缓爬行。从车里根本看不见道路或是周围的景象，因为稍一旁视便会引发交通事故。所有坐在车里的人时刻都在设法超越前面的车辆，但是道路如此拥挤，以致他们徒自白费心力。如果他们的心绪由此游离开去，就像那些未握驾驶盘的人那样，一种难以名状的厌烦就会攫住他们，使他们的表情打上微微不满的印记。有时一辆满载黑人的车上会爆发出真诚的快活来，但是他们的乖戾行为又引起不满，到最后由于交通事故而落入警察手中：假日里的快乐是非法的。

　　让我们再来看看那些欢度夜晚的人们。人人都想来此逍遥一番，这种决心之坚定，就像某人去看牙医时确保轻松镇定一样不可动摇。人们一致认为饮酒和吻抱是通向欢乐之路，于是他们开怀畅饮，根本不在乎同伴如何讨厌自己。一阵狂欢滥饮之后，他们开始泪流滂泪，埋怨自己太对不起母亲的养育之恩。酗酒给他们带来的不过是犯罪冲动的宣泄，而这在人清醒的时候，往往被理智所压抑。

　　这种种不幸的根源，一部分在于社会制度，一部分在于个人的心理素质——当然，后者本身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前者的产物。我以前曾有著述，讨论如何为促进人的幸福而对社会制度进行改造，因而在本书中我不准备讨论战争、经济剥削、恐吓教育的废除等问题。

　　我们文明时代的非常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寻求一种没有战争的社会制度；然而人类如此不幸，以至于相互杀戮比持久地享受生活的阳光显得更为诱人。在这种情况下，再美好的制度也是难以实现的。假如机器化大生产是为了增进那些有最大需要的人们的利益的，那么防止永久的贫困就是必要的；但是如果连富人们都是不幸的，使所有的人变富又有什么意义呢？诉诸棍棒的恐吓教育是不好的，但是如果施教者自己本就是这种热情的奴隶，他们就不可能施予其它形式的教育。然而，在此时此地，在我们这个普遍怀旧的社会里，一个人如何去获得自身的幸福？在讨论这个问题时，我得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到这一类人身上，他们没有遭受过外来的任何巨大的痛苦。我假定他们有足够的收入，解决了温饱和起居问题；他们足够健康，有可能从事日常的各种活动。我不考虑那些巨大的灾变，如儿女尽亡、当众受辱等。这类事情确实值得讨论，而且确实重要；但它们属于与我想说的是不同的另一类事情。我的目的在于、为现代文明国家里大多数人遭受的日常不幸提供医治的处方。这类不幸使人不堪忍受，因为它没有任何明显的外在原因，它一旦到来，任何人都无法逃避。我相信，这种不幸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对世界的错误看法、错误的伦理观、错误的生活习惯所引起的。其结果导致了对那些可能获得的事物的天然热‘惰和追求欲望的丧失，而这些事物，乃是所有幸福——不管是人类的还是动物的——所最终依赖的东西。这些事物的获得是在个人的能力范围之内的，我因而提出这样一些转变方法，只要我们有一般的好运气，便能通过这些转变获得幸福。

　　也许对我所要提倡的哲学的介绍，最好的方式便是从我的简要自传开始。我生来并不幸福。那时候，我最喜欢听的圣歌是：“厌倦尘世，我肩头重负罪孽。”五岁时，我曾想到，如果我能活到70岁，那我到现在才捱过我全部生命的十四分之一。我觉得面前漫长的无聊生涯简直难以忍受。青春时代，我厌恶生活，一度徘徊于自杀的边缘；而我之所以终于抑制了自尽的念头，只是因为想多学些数学。现在，相反地，我热爱生活；几乎可以这么说，随着岁月的流逝，我对生活更加热爱了。这一方面是由于我已经发现了我最想得到的东西，而且慢慢地得到了其中的一大部分。另一方面，则是由于成功地放弃了某些向往的目标——例如关于事物的不容置疑的知识的获得——因为实际上不可能得到它们。但是，幸福的获得，在极大的程度上却是由于消除了对自我的过分关注。像别的受过清教徒教育的人一样，我曾有反省自己的罪过、愚行和缺点的习惯。我常将自己看作——无疑还自以为公正——一个可怜的怪人。渐渐地，我学会了对我自身缺点的漠不关心；懂得了将我的注意力日益集中到外部事物上：世界的状态，知识的各个分支，我所喜爱的个人等等。的确，对外界事物的关心也有可能带来各自的痛苦：这世界可能会陷入战争，某些方面的知识有可能很难获得，朋友们可能会离我而去。然而这种痛苦不会摧毁生活的本质因素。而那些由于对自我的厌恶产生的痛苦，则往往会给生活的本质方面以灭顶之灾。每一种外在的兴趣都会激起某种活动，只要这种兴趣仍旧存在，这种活动便能完全防止人的厌倦及无聊意识的产生。相反地，对自我的兴趣，不可能导致进取性的活动。这反倒有可能促使一个人去记日记，从事心理分析，或者成为一个僧侣。然而，只有在修道院的生活常规使得僧侣忘却了自己的灵魂之后，他才会变得幸福。他由宗教获致的幸福，本来哪怕是一个清道夫也可以得到，只要他坚守岗位，一如既往。对于那些自我专注过于严重，用其它的方法治疗均无效果的不幸的人来说，通向幸福的唯一的道路就是外在修养。

　　自我专注有多种形式。在我们看来，有三种最普通的类型：罪人、自恋者和夸大狂。

　　我说“罪人”时，并不是指犯了罪过的人。我指的是那种精神专注于犯罪意识的人。这种人不停地责难自己；如果他是一个教徒的话，就把这种有罪意识解释成上帝的责难。他按照他自以为应该的那样的去想像自我，而这与他所了解的实际的自我总处在一种持续的矛盾中。如果在有意识的思维中，他老早就抛弃了他在母亲膝下时学得的那些道德信念，那么他的负罪感就应该已被埋藏于无意识深处，只在酒醉或睡眠时才浮现出来。但是这已足够使一切事物失去诱惑力了。在灵魂深处，他仍然接受了儿时所得的所有禁律。骂人是邪恶的；而首要的是，性是邪恶的。当然，他并没有禁止自己去享受所有这些快乐，但这一切在他的思想中都受到了毒化，他感到自已被这些东西拉下了堕落的深渊。他全部身心追求的一种快乐就是受到母亲的抚爱，此时所经历的快乐至今记忆犹新。然而这种快乐之门不再向他开放，他因此感到一切都无所谓了：既然总要犯罪，就干脆深陷到罪恶之中去吧。恋爱时，他仍在寻求着母性的温柔，但又不能接受这种温柔；因为母亲的形象犹在，使他对任何与自己有性关系的女人都不可能产生尊重之情。于是他失望并开始变得冷酷；而当地为自己的冷酷开始后悔时，便又开始了一轮想像中的犯罪和真诚的悔恨交替变换的过程。这就是许多表面上强硬的放荡者的心理。使他们误入歧途的，是对不可企及的目标（母亲或母亲的替代者）的追求以及童年时代受到的荒谬的伦理准则的灌输和教诲。对这些母性“贞洁”的牺牲者来说，走向幸福的第一步就是，从早年信仰和情感之中解脱出来。

　　自恋，在某神意义上，是习惯化了的负罪感的对立物。它包括对自我的爱慕和希望得到别人的爱慕的习惯。当然，某种程度的自恋是正常的，人们也不必为之哀叹；然而一旦这种自恋发展过头了，它就会变成一种恶习。在许多妇女、特别是富裕阶层的妇女身上，那种感受爱的能力早已干涸并被一种希望所有的男人都爱她的强烈愿望所代替。当这种女人确信某个男子爱上她时，她便觉得他对自己不再有用。同样的现象也会发生在男人身上，虽然比较少见。典型的一个例子便是小说《危险的私通》中的主角（该书描写了大革命之前的法国几位贵族的爱情故事），当虚荣达到这种程度时，对任何他人都不再会有真正的兴趣，因而从爱情中也不可能获得丝毫满足。其它的兴趣失落得更加迅速。例如，一个自恋者被人们对大画家的崇敬所激励，他也会变成一位美术专业学生；然而，由于绘画风不过是他为达到一种目的的手段而已，因而绘画技法从来没有变成他的真正的兴趣；除了与己有关的以外，他看不到任何别的主题。结果自然是失败和失望，没有预期中的奉承，却只有一连串的奚落。同样的情况也常常发生在小说家身上，如果这位小说家总是把自己当作理想的英雄。无论何种劳动，它的真正的成功有赖于对这一劳动的对象的真正兴趣。一位接一位成功的政治家们，其最终的悲剧就在于，他们原先对社区活动以及施政方针的兴趣，逐渐为自恋情绪所取代。一个只对自己感兴趣的人是不值得称道的，人们不会如他所自认为的那样去看待他。因此，如果一个人对这世界唯一所关心的只是这个世界应该对他表示崇敬，那么他往往不大可能达到这个目标。就算他达到了这个目标，他仍然不能获得完全的幸福，因为人类的本能永远不会完全地以自我为中心，自恋者只不过是对自己加以人为的限制，正如一个为负罪感所压抑的人一样。原始人可能会为自己是个优秀猎手而自豪，但是他也喜欢狩猎活动本身虚荣心，一旦超过一定的极点，便会由于自身的原因扼杀任何活动所带来的乐趣，并且不可避免地导致倦怠和厌烦。一般情况下，虚荣心的根源就在于自信心的缺乏，疗法则在于培养自尊。但是这只有通过对客观事物的兴趣，激发起一连串的成功的行动才能达到。

　　夸大狂与自恋者的区别在于，他希望自己声威显赫而不是可爱迷人，希望自已被人畏惧而不是被人迷恋。属于这一类型的有疯子和多数历史上的伟人。对权力的爱，就像虚荣心一样，是正常人性的一个强有力的因素，因此是可以接受的；只是在它过度膨胀或是与不充分的现实感相联系时，它才变得令人惋惜。这时，它就会使人不幸、令人愚蠢，甚至两者兼而有之。自以为头戴皇冠的疯子，在某种意义上也许是幸福的，但他的幸福不是那种任何清醒的人都会羡慕的幸福。亚历山大大帝与疯子在心理上同属一类人，哪怕他拥有实现疯狂梦想的才能，也是如此。然而，他并未能最终实现自己的梦想，因为随着他的战绩的扩大，他的梦想也不断膨胀，当他知道自己成了历史上最伟大的征服者时，便自封为大帝。他真的幸福么？他的嗜酒如命，他的狂躁脾气，他对女人的冷酷无情，他的自命上帝，这一切的一切，都表明他并不幸福。为了开发人性中的某一部分而以牺牲所有其它部分为代价，或者把整个世界看作是为了个人自我的伟大高贵而创造出来的，这是不可能得到最终的满足的。夸大狂，一般来说，不管是精神错乱的还是精神健全的，往往是由过份羞辱受屈所致。拿破仑在求学时期曾为自卑感所折磨，因为他的同学大都是富有的贵族子弟，而他家境贫寒，靠奖学金才得以维持学业。在他后来允许那些流亡者归来时，面对昔日同学的卑颜屈膝，他才获得了满足。这真可谓至福！这种满足感进一步导致他去征服沙皇以便得到同样的满足，而这满足却把他送上了圣赫勒拿岛。由于没有人是全能的，一个被权力欲所彻底攫住的人，迟早总会碰到那些无法逾越的障碍。只有某种形式的疯狂才会阻止这种认识深入人的头脑，就像一个人权力足够大时，他可以把向他指出这一点的人监禁起来或者处以极刑。政治意识的压抑和心理分析意识中的压抑是密切相关的。不管以何种明显的方式，也不管在什么地方，只要出现了心理分析上的压抑，就不可能再有真正的幸福可言。权力，当它被保持在适当的限度以内时，也许会极大地增进幸福；然而，如果把它当作生活的唯一目的，它就会给人的外部世界或者内心世界带来巨大的灾难。

　　很显然，不幸的心理上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但是它们都有某些共同点。典型的不幸福的人是这样一些人，他们在青年时期被剥夺了一些正常的满足，于是便把这种满足看得比任何一种其他方面的满足更为重要，一生只朝着这一方面苦心寻求；他仅仅对成功、而不是对那些与此相关的活动本身，给予足够多的、不洽当的重视。然而，在今天，另外一种现象发展得极为普遍。一个人也许感到自己彻底失败了，以至于不再寻求任何形式的满足，只求消遣放松、陶然忘情。他因而成了“快乐”的爱好者。也就是说，他减少自己的活力以便使生活变得更易忍受。例如，酗酒就是一种暂时的自杀；它带来的幸福仅仅是一种消极的、暂时的忘却不幸的幸福。自恋者和夸大狂相信幸福是可能的，虽然他们为了得到它采取了错误的方式；但是寻求精神麻醉的人，无论采取哪种方式，他都已失去了希望，只求默默无闻。在这种情况下，要说服他的首要之点就是告诉他：幸福是值得争取的。不幸的人，同失眠的人一样，总是对此表示自豪。也许他们的这种自豪与狐狸丢了尾巴时的感触是一样的。如果真是这样，医治的疗法便是向他们指出，怎样才能长出一条新的尾巴来。我相信，如果人们看到了通向幸福的道路，就很少会有人再去存心选择不幸之路。我当然并不否认这种人的存在，但这类人肯定为数不多，难成气候。因此我假定读者诸君都宁愿幸福而不是愿望不幸。能否帮助他认识到这种愿望，我不敢肯定；但是无论如何，这种尝试总是不会有害处的。